胡祥

　　作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也被视为中华“龙脉之祖”，历来为中国文人所关注，诗人们吟咏昆仑山的诗歌数不胜数，他们或展现昆仑美景的壮阔，或表达对昆仑仙境的向往，或歌咏文明发源的雄奇，这些昆仑山的文学书写彰显了昆仑文化的多元与广博。

　　瑰丽壮阔的昆仑风景丰富了诗歌的书写

　　昆仑山地跨新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诸省份，绵延千里，地势雄浑。古往今来的诗人们在来到昆仑以后往往叹服，他们用诗性的语言描绘出昆仑山的气势雄浑和瑰丽壮阔。

　　明代诗人刘侃在任职甘肃南部的洮岷道副使期间，被昆仑山“西极秋高白鸟翻”的地势所震撼，他有感于昆仑扼守西北的特殊地理位置，写下“昆仑故是征西路，寄语山前吐谷浑”。清代诗人杨揆在从征廓尔喀前往尼泊尔的路上经过青海的阿尼玛卿山，他被神山蜿蜒起伏连绵至昆仑山的巍峨所吸引，写下“浇河三匝积石雄，支辅上与昆仑通”。毛泽东在长征时期登上四川岷山，西望昆仑苍茫，书写出气吞山河的“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陈毅1956年进藏时路过昆仑山，他赞扬昆仑山的群峰耸峙，写下“目极雪线连天际，望中牛马漫逡巡”。

　　当然在众多有关昆仑山的诗歌书写中，与新疆有关的书写是最为浓墨重彩的。造成这一文化现象的原因有多种，一是2100多年前汉武帝钦定西域于阗南山为昆仑，奠定了昆仑山新疆段的历史地位，二是昆仑山新疆段孕育了众多的文明，这里有历史上著名的玉河古道，昆仑山脚下的和田玉通过该道传入中原，这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东西文明交汇之所。

　　昆仑山雪水造就了楼兰、龟兹等古国的文明，昆仑山脚下各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这里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征伐，王昌龄诗中有“十五役边地，三四讨楼兰”，岑参的诗中有“扬旗拂昆仑，伐鼓震蒲昌”，昆仑山脚下的硝烟造就了一批伟大的边塞诗人，我们从这些诗歌中可以了解到民族融合的曲折和不易。但更多诗歌展现的是中原与西域的和平交往，从西域经昆仑来到中原的李白曾以乌孙天马自喻，他歌咏天马“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诗人意图以文才逐梦中原的理想与天马驰骋昆仑之景形成映照，也可见西域与中原的交流在当时已经很频繁，杜甫同样在诗中讲述了文明的交往，他在《秦州杂诗》中写道：“云气接昆仑，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清朝中后期，新疆与中原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嘉道年间外患日亟，学者更加留意新疆地理和历史，光绪年间，驻守南疆的清军幕僚施补华曾经深入昆仑山腹地，写下纪行组诗《纪行十四首》和《马上闲吟七首》，出现了大量展现昆仑山雄奇瑰丽的诗句。

　　仔细研读这些描写昆仑山景的诗歌，有的展现出草原的壮阔，如储光羲的“戢戈旄头落，牧马昆仑平”；有的展现出沙漠的苍茫，如薛能的“日色昆仑上，风声朔漠间”；有的展现出雪山的肃穆，如王令的“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昆仑山不同于内陆地区的丰富地貌让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慨叹道：“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昆仑山雄壮浩瀚的气势也让诗人们的创作“得江山之助”，创作风貌上受到自然地理的影响和滋养，比如杨揆早年诗歌艳丽纤弱，但行走过昆仑山之后，他的诗歌呈现出遒劲卓厉、恣肆雄浑的诗风。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也同样展现出豪迈之气，他在诗中表达出彻底改造旧世界、埋葬帝国主义的伟大理想。

　　作为祖源的昆仑山增加了文学的想象

　　《山海经》称昆仑山是天帝在凡间的宫城，是“万物尽有”之地，《穆天子传》和《淮南子》则将昆仑山进一步神化，古人认为伏羲、女娲、西王母等人文始祖都出自昆仑，这些神话传说增加了人们对昆仑秘境的好奇，也让诗歌书写充满了对昆仑山的文学想象。

　　诗歌对昆仑山的文学想象首先表现为对昆仑神话意象的使用。唐代诗人充满浪漫想象，在创作中大量使用神话化的昆仑意象，如昆山、昆仑、王母、瑶池、青鸟、阆风等意象在诗歌中经常出现。有学者统计《全唐诗》中出现昆仑意象近1000次，涉及的诗歌有700多首，这充分展现出唐代诗人的自由张扬精神，比如柳宗元诗中有“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李贺诗中有“昆仑使者无消息，茂陵烟树生愁色”，贺知章诗中有“广画螓蛾夸窈窕，罗生玳瑁象昆仑”，昆仑山的神仙世界是令人向往的，这些诗歌展现出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后世诗人也向唐代诗人学习，在诗歌书写中使用昆仑神话意象，比如南宋诗人白玉蟾有言：“飞趁昆仑山上去，须臾化作一天云”，清代诗人丘逢甲也有言：“天下万山祖，其名曰昆仑。”

　　诗人们对昆仑山的想象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关注，古代诗人大多认为黄河之源出于昆仑。自从《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出汉武帝根据先秦文献和图册确定黄河之源在于阗南山即昆仑山的观点后，古人虽有争议，但大多信奉其说，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历史学家万斯同专门写了《昆仑河源考》一书来证明《史记》的说法。诗歌书写中更是涌现出众多把昆仑山想象为黄河源的书写，比如诗人李峤有“源出昆仑中，长波接汉空”，陆游有“阴云解驳朝暾红，黄河直与昆仑通”，杨万里也有“河出昆仑江出岷，风吹不断浪花春”。这些诗人基本身处中原，绝大多数没有到过新疆，更没有涉足昆仑，诗歌中“河源昆仑”想象的背后其实是诗人们对昆仑山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认同，他们自觉地把黄河河源与昆仑神话提示的文明起源一致起来。有学者指出，古人将河源定位于阗南山的认知，“虽然地理学的误差在1300公里左右，但是文化、历史学上的误差却为零”。

　　诗人们对昆仑山的想象更多表现为逐梦昆仑的渴望。最早将“昆仑”作为意象写入诗歌的就是屈原，他在《九歌》中写道：“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屈原在诗中表达出自己对圣洁仙境的无限向往，借昆仑传递出自己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感。陶渊明在《读山海经·其十》中也写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表达了对刑天被砍去头颅后仍然挥舞着板斧和盾牌战斗的刚毅精神的敬佩。王安石在狼山观海惊奇于万里江河的波涛翻涌，对大自然的神奇创造力发出赞叹：“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他意识到只有具备开天辟地不畏艰难的勇气和毅力，才能勇往直前创造人生的辉煌。昆仑神话激发了人们探索未知的欲望，也引发了人们逐梦昆仑的遐想，诗人们也从昆仑山神话中汲取着创作的力量。

　　昆仑神话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历史上有关河源的论述也引发了人们关于中华文明发源的美好想象，这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诗意栖居，这些有关昆仑山的想象性诗歌书写展示着中原诗人对西域新疆的向往，也展示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诗歌书写中孕育的昆仑文化和昆仑精神

　　昆仑山在诗歌书写中广泛出现，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巍峨庄严的昆仑山不仅仅是一座山脉，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它穿越千年历史，见证民族兴衰也孕育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

　　昆仑山的诗歌书写蕴含着“天下”观念。昆仑神话是一个文化大系，多民族民间神话中都有共同的昆仑记忆，广为流传的《山海经》、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都把昆仑作为文明的起源，其他如彝、普米、纳西、景颇、哈尼等少数民族文化也都与昆仑文化紧密相连，昆仑文化体现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昆仑山的诗歌书写也都展现着诗人们内心“九州攸同”“四海会同”的天下一统情怀，李白的“客从昆仑来，遗我双玉璞”和唐寅的“昆仑琵琶凉州歌，当时进御染云和”，体现了多民族共生的大一统王朝的繁荣盛景，也展示了各民族人民平等相处的祥和。昆仑山是中华文明多元合流的源头，昆仑文化有着明显的包容广博的特点，昆仑山的诗歌书写表现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向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力量。

　　昆仑山是美玉之山，昆仑山的诗歌书写孕育了中国人的君子品格。早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昆仑山就有了贯通中原和西域的“玉石之路”，也存在着玉石神话，昆仑山的玉文化成为中华文明价值世界建构的重要编码。中国古人强调“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诗人们从昆仑山的各种文化元素中提取玉作为吟诵对象来倡导君子的品格。刘基有“渤澥青丘金作水，昆仑赤岸玉为山”，陈献章有“昆仑一池水，色与银河同”，他们都在诗中传递出内心对圣洁的昆仑山和高洁的昆仑玉的向往，特别是谭嗣同不惧死亡，坦然吟诵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后，人们认识到谭嗣同宁愿用个人牺牲成全变法为国的神圣事业，都无比钦佩他身上的大义凛然，那些为国奉献的英雄形象像奇峰高耸的昆仑山，他们的品格也如冰清质洁的昆仑玉。

　　昆仑山的诗歌书写也弘扬着艰苦卓绝的精神。昆仑山的创世神话是诗歌创作的重要来源，诗人们从神话人物中汲取着力量，他们有感于盘古开天辟地的勇敢、女娲采石补天的善良、夸父逐日竞走的不屈和大禹治水安民的坚韧，把这些精神都熔铸在自己的诗歌语言中。比如文天祥在南宋覆灭之时意图靠个人力量力挽狂澜，他写下：“地维倾渤澥，天柱折昆仑。”马致远在他的《邯郸道省悟黄粱梦》中意图铲除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艰险，他满是豪情地写道：“上昆仑，摘星辰，觑东洋海则是一掬寒泉滚……”顾炎武心怀明朝国家破碎的悲愤，在途经河津县龙门时感受到大禹治水的伟大，内心对古圣先贤充满崇敬，他写道：“千秋凭大禹，万里下昆仑。”

　　从古至今的诗歌书写使得昆仑山不仅是一座自然意义上的大山，还是一座文化和精神的高峰。1963年，应王震将军邀请，诗人郭小川、贺敬之、柯岩等来到新疆，郭小川写下著名的诗歌《昆仑行》。直到今天，人们依旧在吟咏昆仑。昆仑山的诗歌书写展现出昆仑山的包容广阔，彰显了昆仑文化的厚重和昆仑精神的深远，也孕育了新时代的新疆人爱国、感恩、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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