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贾春霞

　　11月23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的“中国新疆的历史与发展：中国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地区”学术研讨会平行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多学科多视角下的晚清新疆建省研究”议题展开探讨，从不同领域、不同维度、不同视角总结了晚清新疆建省的历史经验，对于全面了解把握新疆历史与现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益借鉴。

　　新疆建省意义重大

　　1884年，清政府废除原有军府制，在新疆地区建省，这是新疆行政体制方面的一次重大变革。围绕新疆建省后治理体制的发展等问题，专家学者们纷纷在论坛上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新疆建省在现代中国构建进程中具有标志性‘事件’意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冯建勇认为，新疆建省不仅标志着近代中国治边理念与政策的重大转向，还是理解中国从“无边天下”到“有限疆界”、从天下“中国”到近代“中国”的关键所在。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刘正寅认为，清朝对西北边疆的有效治理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从理藩体制到直省体制，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凝聚发展，中华民族整体性和中华文明统一性进一步加强。”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鲁靖康从官员任用和考核管理角度，对晚清新疆建省进行再审视。“大小官员任用权控制在湘系势力手中，保举与捐纳泛滥加剧了仕途壅滞，临时委任成为主流，官员任用逐渐‘随意化’，定期考核的大计一直未能施行，临时纠参的宽严又因人而异，不能秉公而行。”但他强调，新疆建省在根本上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清代知州和知县即“正印官”之下，还有佐贰官、首领官和杂职官三种属官，统称“佐贰杂职”，简称“佐杂”。对此，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吴轶群说：“一般认为佐杂官吏在地方行政中不仅数量少，同时扮演着卑微的角色。晚清新疆地方州县官允许佐贰官受理诉讼，这打破了人们对佐杂官吏在地方政府中功能小的认识。”

　　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

　　新疆建省后，在经济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与会专家学者从财政、屯田、经商等角度入手，阐释新疆建省前后社会经济的转变，内外形势交困下近代新疆社会经济结构的弹性和韧性。

　　“清统一新疆后，实施了大规模的移民屯田活动。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相互动和多维度流动，形成了长时段、纵深性、范围广的多民族互嵌格局，推动了新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为新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传统的历史资源、历史智慧与历史经验。”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盖金伟说。

　　“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对回疆的维吾尔族商人，清廷在准噶尔旧制基础上因地制宜有所变革，形成了一套灵活多变的商业管理政策。”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文忠认为，清朝在长期的边疆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抚边”为里、以“惠远”为表的治边经济战略。

　　新疆虽设行省，但征疆多年遗留的军饷积欠难题如何解决？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增合将官方奏档与高官私人密函对读比勘，发现围绕巨额积欠难题化解，陕甘总督谭钟麟与新疆巡抚刘锦棠在多次上奏的同时，屡屡与枢臣阎敬铭、部臣翁同龢密函沟通，最终将成效不彰的协饷方案改为实效明显的京饷操作，舒缓了新疆财困难题。他认为，京省高官密函为研究边疆纾困制度形塑提供了重要视窗。

　　义仓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仓储制度之一，主要用于灾荒时的赈济，清代义仓制度已臻于成熟，成为民间救济的普遍性措施。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张莉认为，吐鲁番义仓呈现出官方强势“在场”的特点，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背景下，力图重新构建边疆地区统治秩序，从而使边疆地区更紧密地融入大一统的国家体系之中。

　　文化不断交流融合

　　新疆建省后，积极施行以礼治为核心的社会教化，通过兴办学校、刊发书籍、礼制建设、圣谕宣讲、戏剧演出等途径，推动新疆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各民族文化从国家统一中获得新的力量，在中华文化潮流中重获新生。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就清代思想文化等内容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新疆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赵卫宾依据奏折档案等多语种文献，对晚清新疆建省前后的礼治教化及其影响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他认为，程朱理学思想及其价值观念在当时的新疆得到广泛传播，以皇帝崇拜为核心的清代礼仪知识及其价值观念成功走进新疆民众的精神世界，深入推动了新疆在社会伦理、价值观念、国家认同等思想文化领域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发展。

　　作为清代贡物，哈密瓜在清代政治和文化联系中有什么重要作用？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中亚研究中心讲师李刚通过研究发现，清代以哈密瓜为代表的贡品制度是中央集权和边疆治理的重要象征，体现了政治认同、民族团结与治理智慧的多重内涵。

　　《西域闻见录》是记载清代新疆风土人情的重要著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沈雪晨在论坛上分析了该书记述的清代西域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认为此书有效构建起清朝士大夫的西域认知与国家认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彰显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清朝统一新疆地区后，修纂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地方志书，成为新疆治理的重要文献。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姚三刚认为：“清代新疆方志的编修，不仅是清廷稳固统治和边疆治理的重要文化实践手段，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例证，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疆地区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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