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勇

　　前言：“昆仑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核心标识之一，从史前先民天崇拜到彰显“天下”“天命”“大一统”等复合内容的宏大体系，有一个由虚到实、由“天”到“山”、由东到西，不断吸纳、层累和演变的过程，与中华玉文化、创世神话、河源崇拜、儒释道、大一统政治理念等同构混一，成为中华文化的共相。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带领各族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历程和精神足迹，赋予了包括昆仑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崭新的时代价值，使其在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中焕发巨大文化潜能。

　　昆仑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漫长的不断层累、扩展迁移、融合转化的过程。历史上，人们关于昆仑的观念不尽相同，对其属性、形态、功能、边界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在使用、阐释这一概念和形象时，比较宽泛自由。从古代典籍文献、诗词、图像及后人研究文章看，对“何为昆仑”众说纷纭。归纳自《禹贡》《山海经》以来与昆仑有关的内容和相关研究成果，按大致时序和分类，关于“何为昆仑”，主要有以下几点。

　　“昆仑”指“天”“昆仑天形”

　　“昆仑”最初内涵的层累流变，如羚羊挂角，然有迹可循。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一期（武丁时期，距今3300年左右），还未出现“昆仑”意义上的“昆”字，借用的是“双虫”的读音：虫毛虫毛，kun→蜫、昆，会意很多虫。《说文》“虫毛虫毛，虫之总名也，从二虫。凡虫毛虫毛之属皆从虫毛虫毛。读若昆。”《集韵》“虫毛虫毛，亦作蜫”，本义指众虫。很多虫挤在一起。后虫毛虫毛、蜫废而不用。《韵会》“虫毛虫毛，通昆。”郑玄曰：“昆虫，明虫也。明虫得阳则生，得阴则藏。”

　　甲骨文的“虫毛虫毛”字，给人很多想象。太阳的天文图片看上去好像火虫密布。古人虽不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但晨昏或烟雾中，太阳不那么刺眼时，仍可以直视。古人发现了太阳黑子，典籍多有记载。“日中有踆乌”（《淮南子》），踆乌即古代图像中常见的三足乌。“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汉书·五行志》）。中国古代记载太阳黑子的有百余处，西方到伽利略才在天文观测中观测到太阳黑子。另外，太阳与虫毛虫毛的关系，古人裸心于洪荒大境，有比今人更多的切身感受。“虫”在古人那里，有非常多的意思，所有动物，皆可称虫，认为人和虫都是阴阳二气交合而生。中国古代五虫配五行，羽虫（飞禽）之首是凤，毛虫（走兽，多为哺乳动物）之首是麟，鳞虫（鱼类）之首是龙，介虫（有壳甲类，骨在肉外）之首是龟，蠃虫（赤裸无毛，幼虫，包括无毛的裸猿）之首是人。凤、龙、麟、龟皆祥瑞之物，人是万物灵长、“天地人三才”之一（见《管子·幼官》《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等）。虫和太阳，一个在地、一个在天，远隔万里，有什么关系呢？古人发现地上的万物和太阳有直接关系，太阳虽远在天上，但好像是隐匿的总指挥，左右地上生命律动。这样一种见识，应该是生活在四季分明的温带人群更有体会：春和景明，万物复苏，一到冬天，植物萧索，虫子消失。这样，太阳和“虫毛虫毛”这个字，就有了内在的会意联系。

　　金文的“昆”字有一义：“飞鸟负日。”河姆渡遗址一期出土的距今7000年的双鸟朝阳纹牙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的距今55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鸟纹彩陶盆“金乌负日图”，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距今5000年的玉鹰，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距今3000年的“太阳神鸟”金饰（此图案2005年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汉画像石有许多金乌负日图案，都是这一观念的流变和反映。这些出土文物的年代要早很多。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的《山海经》“金乌负日”“十日”“扶桑”“若木”“建木”“旸谷”等神话传说，是对这古老观念的文字记载。《说文》释“昆”：“昆，从日，从比，同也。日日比之，是同也。”比日为昆。“昆，兄也。又后也”（《广韵》），表示时间或顺序上的“后”，特指子孙、后裔。“昆”的本义是比日同行。“仑”：“仑，思也。从亼，从册”（《说文》），本义指条理、次序。“昆仑”连在一起，指太阳每天轮转运行的规律和秩序，凝练出的核心语义是“天”——“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北朝民歌《敕勒歌》），平原、高原的远古先民，仰观天文、立表测影、观象授时，天道运行一览无余。“昆仑”指“天”，反映远古先民的宇宙观和天崇拜。“穹苍，苍天也”（《尔雅》释“天”）。“昆仑旁薄，幽。昆，浑也；仑，沦也。天之象也”“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扬雄《太玄经》），“天形穹隆，其色苍苍”（郭璞），“昆仑，天形”（《集韵》），“昆仑者，天象之大也”（司马光《集注太玄经》）。《康熙字典》“凡物之圜浑者曰昆仑”，由“昆仑”“圜浑”“混沌”“穹隆”“圆”，引申出元、起源、原初、团圆、天不可分、天圆地方、盖天等含义。

　　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头顶的天空，无边无际又千变万化的浩瀚宇宙，最让人感到神秘莫测而无法抵达。人是万物灵长，可以战胜许多凶猛的动物，发展出多样生业，但无力撼天，感到卑微渺小，对“天”充满恐惧、敬畏和无力感。“天”的超验性，令人战栗的神秘、敬畏、向往与欢欣，成为最早被赋予神性的文化符号。“天”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哲学、文学和社会观念中，是终极范畴、最高主宰、广大自然和最高原理。古人直观认为，天生万物、至高无上、主宰万物，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由此形成“天神”“天下”“天命”“天道”“天意”“天志”“天惩”等观念。墨子认为天有意志，应践行天意，主张“兼爱”“非攻”“尚贤”。“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墨子·天志》）。

　　我国古代游牧族群的天崇拜

　　我国古代典籍记载的匈奴、丁零、铁勒、袁纥、高车、突厥、回纥、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室韦、蒙古等，也有久远而普遍的天崇拜、天神崇拜（腾格里），都信奉“腾格里”（“撑犁”“登疑犁”“登里”“登利”“天哥里”等）。匈奴称“单于”为“撑犁孤涂单于”（《汉书·匈奴传》）。“撑犁”是“天”，“孤涂”是“儿子、子女”的意思，“单于”为广大、浩大，言其像天，“撑犁孤涂”即“天子”，这和中原的习惯相同，都宣称自己“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秦始皇传国玉玺）。李世民被当时的游牧人群称为“天可汗”。“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后汉书》），“（突厥）于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周书》），“高宗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魏书》《北史》）。成书于喀喇汗王朝时的《突厥语大词典》，是用阿拉伯语注释突厥语词的词典，其中释“腾格里”：“上苍，尊贵而伟大的上苍”，释中引了一首诗：“日夜向上苍膜拜、莫妄自尊大，对他要诚恐诚惶、莫嬉戏玩耍”。《磨延啜碑》《阙特勤碑》记载了可汗祭天的内容。今天，我国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裕固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满族、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其风俗、神话、民间文学中，仍留下大量“腾格里”信仰痕迹。比如因崇天而普遍崇尚青蓝色，伊宁、喀什的传统民居，习惯刷青蓝色的石灰水。我曾出过一本有关新疆美术的随笔集，书名叫《蓝靛金箔——西域观画记》，就是以蓝天和黄沙取象，介绍这种习惯色。乌鲁木齐在天山脚下，每天都可以看到天山山脉东段的最高峰——博格达峰（“博格达”：“神山”“圣山”“灵山”“贪汗山”“折罗漫山”“金岭”“阴山”等）。康熙皇帝有个名号：“博格达汗”。清代官方在博格达山下还搞过山川祭祀。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乾隆两发告祭博格达祭文，“惟神作镇西域。効灵中土”。“建标西域”“永镇西域”“是宜登之祭奠”，告祭金瓯无缺。将博格达祭祀“置于祀典”，牧人过之下马，行者叩首，官员顶礼膜拜，并列为国家层面的山川祭祀，规格等同五岳。现存有魏光焘撰书的“建修博克达山庙记”石碑。清廷颁山神庙额“复帱遐陬”。天、昆仑、腾格里、长生天等天崇拜，在中华文化中具有起源性、神圣性、广泛性，是早期农耕、游牧、狩猎人群的共同信仰。

　　“天倾西北”向西开拓

　　甲骨文“西”为，《说文》释“西”：“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汉代官方“太一礼仪”四首古歌《青阳》《朱明》《西颢》《玄冥》中，“西颢沆砀，秋气肃杀。含秀垂颖，续旧不废。奸伪不萌，妖孽伏息。隅辟越远，四貉咸服。既畏兹威，惟慕纯德。附而不骄，正心翊翊”（《汉书·礼乐志》）。东阳西阴，在中国的五方观念中，西主刑杀。昼夜交替，日落西方是“太阳之死”。秋位在西，色白属金，秋日渐凉，万物萧索，是收获季节、“植物之死”。牧人多在深秋屠宰牲畜，是“动物之死”。“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悲秋”的感时伤怀，是古今相袭的生命况味，也是古典文学重要抒写母题。总之，西、秋、死亡，是一个悲剧叙述程式。“英雄”总是以“英雄之死”来确证，因此也是一个英雄叙述程式。太阳不死，每天升起，英雄不死，英名传世，“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屈原《天问》），又是一个“复活”“不朽”“不死”的叙述程式。中国的东面是万里波涛，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典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向西开拓成为主要的发展模式。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具豪放风格和英雄主义的“边塞诗”，抒写的也主要是西北天地。

　　《山海经》是一本旷世奇书，沉淀着远古先民最初的、斑驳陆离的宇宙印象、山川地理、神祇英雄、奇珍异兽，是至今热读不尽的“奥义书”。比如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西汉《淮南子》），诗意然而准确地揭示了中华地理西高东低的样貌。神、神话也有“地理”，中华先民顺理成章地把中华神祇、英雄们，集中安置在山与天齐、天地相接的高地：昆仑、不周山、天柱，地球“第三极”。

　　山河起昆仑

　　“昆仑”有一个由虚到实、由天到山、由东到西的过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上古先民的天崇拜，必诉诸一定的仪式、设施和实践活动。目前所见较早的祭天之所——三层圜丘，是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四神、北斗、盖天墓形，距今7000年左右。辽宁牛河梁红山遗址坛、冢、庙中的坛，距今550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的北京天坛。象天而祭，祭祀设施形制的模拟天形，都是天崇拜观念的反映。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出土大口陶尊刻符，距今6000年至4200年。一般认为是“日火山”，我觉得更像“日月山”。青海的昆仑山区，有一个日月山景区。象天而祭、近天而祭，圜丘祭天和登山祭天，具有观念和行为上的一致性。

　　大自然是神秘的，无限的浩瀚天宇更加神秘。人类最为宝贵者，是有强烈的好奇心，人类的探索和意识活动由此而来。大自然是有“气场”的，自然精神、自然的隐喻和暗示，随处流泻，给人无言的深意。古人直观认为，高耸入云的山，是大地之上最接近天的壮丽景象，具有“通天”“地天通”的功能，和人工的象天圜丘相比，山岳更接近天，登山祭天就成为当然的选择，从而把昆仑、崇天、通天的观念，投射到山上，演化出山川祭祀，形成“以天名山”的路径。

　　山河起昆仑。由自然之天，到天下、天道、天命的义理之天，天圆地方的中华天宇和中华大地，严丝合缝，牢牢焊在一起。“昆仑者，高山皆得名之”（毕沅注《山海经》），昆仑→崑崙、崐崘，自然加入了表意的“山”字。中华文明满天星斗，这样有“昆仑”含义的山，在早期遍布中华各地，“神州无处不昆仑”。随着中华疆域拓展，特别是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壮大和发展，山西石峁、陶寺崇山、太行山、河南嵩山、王屋山、山东泰山、陕西华山、四川岷山、甘肃祁连山、新疆天山、昆仑山等，中国地理三级台阶，实实在在显露出来，拾阶而上，一山高过一山、一天高过一天，不断拉远、落实、聚焦，变得清晰。这种“以天名山”的情况，使“昆仑”由虚到实、由天到山、从东到西，逐渐和自然山川融为一体。彝、羌、普米、纳西、景颇、哈尼等民族，有以“昆仑”为母题的族源神圣叙事、迁徙传说，其“指路经”和长江流域出土墓葬T型帛画中指示灵魂飞升路径的观念是一致的。古代和今天很多北方民族有“以山祭天”的习俗。“昆仑，山名也，在西北，元气所出。其巅曰悬圃，乃上通于天”（王逸《楚辞章句》）。

　　在新疆昭苏草原，天山锯齿般的银色折线，逶迤天际，其间突然跃起陡峭锥体直插云霄的，是“汗腾格里峰”。仿佛一串跳跃音符，努力向上，终于唱出最高音，而四野匍匐、万物低垂，只有鹰在苍穹盘旋。在帕米尔高原，车过沙湖，拐过一个急弯，扑面而来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阿塔），如须眉皆白的老者，从天而降，蹲守路前，裹一身罡天寒气，欲言又止。三道直贯山顶的大裂隙，如额顶深刻出乾卦三的三条阳爻——这就是喀喇昆仑。“天”“昆仑”，落定为山。“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高万仞。”影响甚大的《山海经》，把寻找“昆仑”的目光引向中国西部连绵不绝的崇高山岳。

　　随着中国疆域向西的不断拓展，特别是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昆仑”沿着愈益明确的中华大地三级台阶，拾阶而上，逐渐西移。张骞“凿空”西域，极大拓展了中原对西域的认知。“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史记》），“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史记·大宛列传》）。司马迁记载张骞使西域听闻“河源出于阗”，但对把于阗南山定为昆仑，则有保留。他较为相信《尚书》的山川地理，“至于《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其中原因，或是对汉武帝连年用兵、钱粮靡费过甚有意见，或者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观念有关。郭璞注《山海经》“泑泽”：“河南出昆仑，潜行地下，至葱岭，出于阗国，复分流歧出，合而东流注泑泽。已复潜行，南出于积石山而为中国河也。名泑泽，即蒲泽，一名蒲昌海，广三四百里，其水停，冬夏不增减，去玉门关三百余里，即河之重源，所谓潜行也。浑浑泡泡，水渍涌之声也。”公元前60年，中央王朝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府”，西域正式纳入中央王朝大一统的版图，“昆仑”在汉代被钦定为于阗南山和葱岭，与秦岭连成一体，成为舆地学上彰显国脉的“干龙”，深入参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疆域、社会、文化的建构。

　　中华文明是大河文明。“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条“善淤善徙善决”、哺育中华民族，也滋养出中华民族深重忧患意识的命运长河，几千年来始终流淌在民族的心上。“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气、五色流水，其白水东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河图括地象》）。“树有根，河有源”，这样的充满民族命运感的黄河，在古人那里，很早就形成了河源与昆仑、与天连在一起的牢固观念。“积高于乾，昆仑攸居”（柳宗元《天对》），山河一体，天地交泰。夏禹以治水始，《尚书·禹贡》有“导河积石”记载。治理之“治”，始于治水。“河出昆仑墟”（《尔雅》），“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禹本纪》），“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淮南子·地形训》），“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说文》），“葱岭之水，分流东西。西入大海，东为河源。《禹记》所云昆仑者焉”（郦道元《水经注》）。

　　中华民族慎终追远，饮水思源，对黄河源的探索从未中断，探索河源的新发现，也使昆仑的地理认知不断迁移、层累，形成今天地图上的昆仑山脉走向及范围。隋炀帝在河源区域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唐代大理寺卿刘元鼎吐蕃会盟“发现”或听闻“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欧阳修《新唐书》）。唐太宗时，大将侯君集、李道宗曾寻访河源，“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文成公主入藏和亲，松赞干布率部迎亲于河源，在青海日月山举行盛大仪式。刘元鼎河源新说，为后世寻找河源昆仑指出新的方向，不复是去西域，而选择溯河而上，这与隋、唐，特别是元代对青藏高原的政治经略相同步。从汉到清，一部河源史，也是一部政治史，大一统国家疆域脉络的发展史。一个个河源探索的高潮点，也勾勒出国家强盛、四海一统的王朝名单，这也是一份各民族共同抒写中国历史的不朽见证。

　　元代，“至元十七年，命都实佩金虎符，往求河源。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朵甘思东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也”（《元史》）。明朝，明太祖朱元璋派邓愈、沐英“西略川藏，耀兵昆仑”。

　　清代对河源和昆仑的关注，达到高潮，朝廷将河源、昆仑的溯清，作为大一统建构象征和民族联系纽带。康熙“平准”班师途中，在河溯临河作《咏黄河并序》诗“期令归化意，来者如河源。昼夜入沧海，包括弥乾坤。”清廷多次派出大队人马考察河源，“屡遣使臣，往穷河源，测量地度，绘入舆图”。康熙派拉锡、舒兰探河源，谕曰：“尔等务须直穷其源，明白视察其河流至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等处，宜详阅之”（《清实录》）。乾隆派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再探河源。《水道提纲》《河源纪略》《皇舆全览图》等文献著述，汇集了有关河源的丰富记载，“一山一水，悉入图志”，乾隆表示“朝圣疆理西极殊域一家，自昆仑以下既已尽载图经”，最大限度弄清了河源所在。

　　1947年，毛泽东主席在陕西佳县说：“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1948年，他又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藐视，就是不可以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考察，就是到河南考察黄河，他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毛泽东主席多次表达的一个愿望，就是沿河溯源、走马昆仑。几千年来，黄河、昆仑、天下、家国，总是生发中国人的无限牵念。

　　从汉代命名于阗南山、葱岭为“昆仑”，为昆仑山脉的西端确定一个点，到隋、唐、元、明、清持续不断的河源探索，再定青海昆仑，在昆仑山脉的东端画出一个点，砥定了今天中国地图上昆仑山脉东西两端的地理位置，也实证了“我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论断。“昆仑”“山河”“江山”是国家的喻体，昆仑、黄河所在，就是中华天下所至。

　　山河的命名，从来不是单纯的地理问题。中华山川不仅是自然之山川，也是人化之山川，“四渎”“五岳”，山川祭祀，由此建构出一套牢不可破的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对应体系。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中华文化发祥地、民族精神根与魂的黄河，在古人那里，必须源于昆仑，必须与天、天命、天道连在一起。也因此，两千多年来，从汉武帝到康熙、乾隆，把河之所出之山，定为昆仑。康熙、乾隆对河源所在考察很具体，这在《清实录》《乾隆朝上谕档》《清高宗实录》中有详细记载，但其仍沿用汉武帝河源在于阗、伏流重源、出青海、导积石的旧说，是大有深意的。“凡水发源处多是伏流，尝问蒙古人，言之甚详”（《清实录》）。一方面，“伏流”“潜流”之说，以当时的地学知识的手段，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另一方面是“大一统”的考虑，连绵的群山，奔腾的长河，不只是山是河，而是江山、疆域。康熙谕旨中说：“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归王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清实录》）。乾隆在用心甚多、至今最大的《大禹治水图》玉山重器上题铭，以“神禹敷土定九州”作引，大篇幅地讨论河源位置，论述昆仑、河源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汉武所定河源出昆仑且多玉石，足为证……又汉书谓，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即今和田，实产玉也正与此合，此玉采自密勒塔山……汉武之言有见哉，昆仑产玉千古美，兹得密勒塔巨材。”康熙、乾隆念兹在兹的，小而言之是对自己用兵青海、西藏、川西……收复失地、一统江山的自许，大而言之是出于建构江山一统、万年永固的意识形态需要，其着眼之处，言近旨远，意味深长，对标的是天下、天命、天道、玉出昆冈、大禹治水这样的中华超级符号。

　　神出昆冈 玉出昆冈

　　神话是现实的反映，神话是一个民族的元叙述，绝非完全的虚无缥缈，是文明早期强烈而悠远的意识形态遗迹。昆仑神话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景象。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造人、伏羲画卦、夸父逐日、大禹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后羿射日、西王母、三皇五帝等中华创世神话、祖脉之地、神话传说与昆仑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代表性文化符号。“赫赫我祖名轩辕，降自昆仑山”，顾颉刚说：“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地中央曰昆仑。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河图括地象》）。华夏之所以曰“神州”，与昆仑神话息息相关。中华神话，特别是创世神话，有一个“百神之所在”的高旷舞台，这个舞台就是最接近天宇的昆仑绝域——昆仑是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持天下为公的情怀，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中华神话，不同于西方神话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具有关系天下、关系苍生的人格特点。特别是创世神话，张扬的是开天辟地、不甘命运摆布、敢于抗争、敢于创造、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

　　《山海经》《穆天子传》《尚书·禹贡》《楚辞·离骚》《列子》《庄子》《竹书纪年》《周礼》《史记》《汉书》《后汉书》《论衡》《灵宪》《太玄经》《齐民要术》《河图括地象》《集韵》《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认为“昆仑”是“天地之中”“地首”“地轴”“天柱”“天梯”，是“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万物尽有”，是“群玉之山”。“石之美者为玉”，中国是玉的故乡，中国先民在新石器时代的最大创造，是产生了近万年的独特鲜明、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并且把玉和信仰连在一起。在琳琅满目的诸多中华美玉中，古人很早就认为，玉中最贵重者莫过于阗玉，早在丝绸之路开通前，于阗玉就传到中原，形成了玉石之路。妇好墓出土的玉器经检测，大量是于阗玉。认定昆仑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为河源，一为美玉，“帝之下都”可谓“玉都”。石峁遗址城垣砌石中镶嵌大量玉器，简直是《山海经》“帝之下都”的翻版。“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尔雅·释地》），白玉、玄玉、文玉树、琅玕树、珠树、玉英、玉膏、玉槛、玉井……“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屈原），“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李白），玉文化是昆仑文化的重要内容。玉呈中华，目前所见最早的用玉遗迹，是距今9000多年的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在早期中国的各处遗址中，皆可见煌煌玉器。中华民族可谓“衔玉而生”，玉可谓中华民族的精神徽记、心灵符号，玉有五德“仁义智勇洁”，君子以玉比德，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共相。昆仑、昆仑玉、昆仑神话，深度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塑造，在中华文明探源中发挥重要作用。北京奥运会奖牌，创造性地选用青海昆仑玉料，中国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向来重气节，忠贞不二。玉文化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昆仑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中华玉文化息息相关、互为表里。

　　儒释道混一

　　昆仑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儒释道混一。昆仑神话、昆仑玉文化、昆仑，体现的家国、天下，具有儒家入世、进取、忧国忧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穆天子传》）。昆仑是道教的“洞天福地”，和道家的关系自不待言，如果为天地、阴阳、五行、取象，昆仑可也。古代堪舆术大量融入对昆仑文化的阐释。上帝、元始天尊、紫微大帝在昆仑。佛教传入中国后，昆仑参与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对应须弥山。“昆仑山者，西方曰须弥山”（王嘉《拾遗记》），“阿耨达大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昆仑山也”（道安《释氏西域记》），“阎浮洲中有大香山，即昆仑之别名也”（道宣《释迦氏谱》）。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亦有类似的长篇叙述。“盖阿耨达之与昆仑为儒释之异名，而昆仑之与冈底斯又古今之易号矣”（徐松《西域水道记》）。总之，在佛教在地化、中国化过程中，昆仑、昆仑文化起到重要的导引、媒介作用。时至今日，横亘两千五百多千米的昆仑山域，仍是中国宗教信仰阈值最高的区域。昆仑文化起到整合儒释道和对冲、平衡宗教氛围的微妙作用。

　　作为意象的昆仑

　　昆仑文化的丰富内涵，昆仑山的崇高形态，使其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意象。自先秦以来，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中昆仑意象不绝如缕。

　　屈原开浪漫主义先河，把昆仑作为核心意象。“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昆仑悬圃，其凥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嶷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曹操《陌上桑》）。“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含奇芝，嚼甘华，吸浮雾，餐霄霞，兴朝云，飏春风。奋乎太极之东，游乎昆仑之西，遗辔颓策，流盼乎唐、虞之都……若先生者，以天地为卵耳”（阮籍《大人先生传》）。“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陶渊明《读山海经·其十》）。“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李白《公无渡河》）、“云气接昆仑，涔涔塞雨繁”（杜甫《秦州杂诗》）、“昆仑使者无消息，茂陵烟树生愁色”（李贺《昆仑使者》）、“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王安石《黄河》）、“昆仑黄流泻浩浩，太华巨掌摩穹穹”（陆游《醉书秦望山石碧》）、“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狱中题壁》）、“忆昔我祖名轩辕，发祥根据在昆仑”（秋瑾《宝刀歌》）、“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李叔同《满江红·皎皎昆仑》）、“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屐，却向昆仑望故乡”（王国维《读史二十首其一》）……一直到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昆仑意象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意象之一，也是中国文学的核心意象之一。

　　昆仑文化承载中华民族共同记忆

　　昆仑文化承载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是体现国家统一的重要标识。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如同长城、黄河一样，昆仑的形象横空出世，昆仑万里入梦来，昆仑文化融入中国革命的大熔炉，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文化象征。毛泽东同志早期名文《心之力》中，有“德化昆仑”。昆仑文化蕴含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用昆仑神话盘古开天辟地，评价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意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如同开天辟地、再造昆仑。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走完了长征最后一段行程，即将到达陕北，毛泽东登上昆仑山支脉岷山，远眺苍茫昆仑，触发其作《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人类相依为命、命运与共。即使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毛泽东想到的依然是昆仑、天下、人类命运、大同世界。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比作两座大山，把昆仑文化中“天命观”转化为“人民史观”，表达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必将感天动地、必将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央撤离延安、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中央军委化名“昆仑纵队”，毛泽东化名“李德胜”，意喻中国革命必将取得胜利。1947年10月18日，毛泽东为佳县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新中国艰难岁月里，面对美苏核威慑、原子弹研发实验是“下马”还是“上马”争议时，陈毅喊出，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张爱萍表示，中国人就是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1964年10月16日，死亡之海一声惊天巨响，中国的原子弹“横空出世”，震动世界，改变了中国受核讹诈的命运，给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罗布泊原爆点、和硕“马兰基地”和“青海原子城”，成为昆仑精神新的历史见证，展现了昆仑文化崭新的时代价值。

　　昆仑文化焕发时代光彩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在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领导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区域各族人民，开天辟地，创造新世界。“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深刻改变了昆仑文化的内涵、外延和面貌，昆仑文化有了质的飞跃。

　　新疆和田、喀什的农民，千百年来一直喝涝坝水。党和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南疆农村打井改水。1994年，李瑞环同志考察新疆，在和田县了解到部分农牧民仍在饮用涝坝水时，极为关切，回京后报告了新疆南疆群众的饮水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决定3年内给新疆解决3亿元改水资金，加上新疆自筹的3亿元，到1997年重点解决饮水最困难的370万人的饮水问题。新疆话剧团曾创排话剧《罗布村情祭》，讲的就是南疆改水故事和农民观念的转变。伽师县水利局原局长刘虎罹患肺癌仍坚守岗位，带领团队奋战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一线，2020年使47万各族群众喝上甘甜的“安全水”。其感人事迹被创编为音乐剧《大爱无悔》和电影《大改水》，与《罗布村情祭》共同诠释从“解水困”到“润民心”的精神传承。

　　从百万农奴解放的曙光到“老西藏精神”的薪火相传，从井冈山革命火种到天山脚下“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传奇；从“两弹一星”精神到川藏青藏公路的“两路”壮歌；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号角到17省市援藏、19省市援疆的同心筑梦；从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山海携手”到“五个认同”“四个与共”的心灵交融；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强音到共建“一带一路”的全球交响，千年丝路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画卷，正让古老的昆仑文化绽放出璀璨的时代光芒。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三代的护边事迹，“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陈祥榕烈士，是昆仑魂的最新注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我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使我们的事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传承弘扬昆仑文化

　　传承弘扬昆仑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昆仑文化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文化符号，包含丰富的“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文化内容。在辽阔的西部边疆，传承弘扬昆仑文化，铺陈中华文化底色，续写新时代昆仑精神，推动文化润疆、润藏，对整合西部文化资源，推动各族群众增强“五个认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黄河、长江源于青藏高原，与青藏高原是一个整体。昆仑、青藏高原，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是十分复杂、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板块。昆仑从帕米尔高原的喀喇昆仑到昆仑山脉，续接阿尔金山、祁连山、秦岭、大别山，直抵中华腹地黄淮海大平原，是地理学上的“中央山系”，文化上的“中华龙脉”。

　　昆仑山系与喜马拉雅山脉，构成青藏高原的北缘和南缘，围合出中国地理第一级台阶——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昆仑区域处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的中心地带，连接中华地理的第三和第二级台阶，无论历史还是今天，都是中国民族、社会、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向内凝聚的关键所在。从地缘政治、民族宗教、经济文化等方面综合考虑，传承弘扬昆仑文化，至关重要。

　　昆仑，是“世界岛”的十字路口，具有世界意义。《大唐西域记·序论》有一段对“世界”的描述：把苏迷卢山（须弥山、大雪山，指喜马拉雅山）看作南瞻部洲的中心，这个“堪忍世界”的最高处，就是葱岭。“池东面银牛口，流出殑伽河（恒河）……入东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印度河）……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马口，流出缚刍河（阿姆河）……入西北海；池北面颇胝狮子口，流出徙多河（今叶尔羌河与塔里木河）……入东北海。或曰潜流地下出积石山，即徙多河之流，为中国河之源云”。昆仑、青藏高原，是“万山之祖”“万水之源”，是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是山宗、水源、路之冲。从这里发源，流淌出了辐射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的重要河流：向东是长江、黄河；向东南亚是澜沧江—湄公河水系，这条水系干流全长4909千米，流经中缅老泰柬越六国，注入中国南海，是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向南发源出怒江—萨尔温江，全长3240千米，其中中国境内长度为2013千米，流经中国、缅甸，注入印度洋安达曼海；雅鲁藏布江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河流之一，在中国境内呈东西流向，汇入印度为布拉马普特拉河，是恒河两大支流水系之一，流入孟加拉国叫贾木纳河，最终注入孟加拉湾。在青藏高原西端、“世界屋脊”中的“屋脊”，由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交会出巨大山结，构成帕米尔高原。“帕米尔”中国古称葱岭，是历史上亚欧民族迁徙的十字路口。

　　所有和昆仑、青藏高原相关的河流，都源远流长，发育出独特的历史文化，蕴藏巨大水能和综合价值，在中下游分别发育出中华文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古印度文明、中亚的两河文明。昆仑所在青藏高原，不仅是中国水塔，也是世界水塔。人类相依为命，是命运共同体。上善若水，水和文明的起源兴衰，息息相关。这样一片区域地理、社会、人文的分量，怎样估量都不过分。同时，这一区域的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复杂敏感。传承弘扬昆仑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强化中华文化辐射力，建设好边疆文化长廊，十分紧迫、必要。长城、长征、黄河、长江与昆仑皆有联系，是一个整体。黄河、长江源于昆仑所在的青藏高原，红军长征穿越青藏高原边缘的雪山草地，长城西端在喀喇昆仑有“葱岭守捉”，传承弘扬、转化创新昆仑文化，要建构和强化昆仑与长城、长征、黄河、长江的历史联系，将其打造成一整套中华文化符号系统。

　　传承弘扬昆仑文化，重点要放在昆仑文化的时代价值上，系统梳理和整合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内容，系统梳理和整合党在这一区域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历史足迹，凸显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物质与精神成果，把古老的昆仑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接起来，彰显爱国主义精神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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