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贾春霞

　　“佛教进入中国之后，有一个逐渐中国化的过程。喀什莫尔寺的考古发现，比较清晰地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近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的入选引发学界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任、北方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梅田教授基于长期从事北方考古研究的经验，解读了这座丝路佛寺的独特价值。

　　佛教从印度起源，经过中亚，通过西域传播至中原，而新疆正是这一链条的前端。李梅田指出，经过6年系统性考古发掘，这座始建于公元1世纪的寺院被确认为佛教进入中国的首站。其完整保存的佛塔、僧房及附属建筑群，构成中国境内延续时间最长、保存较为完好的早期佛教寺院遗址之一。

　　莫尔寺的初期阶段（公元1世纪至3世纪）正值佛教初传时期。此阶段的佛塔形制与平面布局，与印度、中亚地区的佛塔高度一致。至公元3世纪至9世纪，莫尔寺遗址中的中原文化因素逐渐增强。“尤其珍贵的是，地层堆积清晰展现了3世纪至9世纪佛寺形制从印度-中亚风格向中原形制的演变——佛塔由早期圆形形制转变为方形实心塔，寺院平面布局亦与中原寺院营造方式趋同。”李梅田强调，遗址出土的石膏佛面雕塑兼具中原佛像的雍容气质与犍陀罗艺术的写实技法，堪称多元文化融合的实证。

　　这种交融性不仅体现在佛像艺术中。多学科研究表明，动植物考古揭示的生存方式与饮食结构，以及出土的与生产生活相关的遗物，均呈现出与中原文化的深层联系。李梅田特别指出：“3世纪后，该地区佛教与中原的互动愈发显著，这与唐王朝治理西域的政策密切相关。武周时期，全国各州及安西四镇均设官方寺院大云寺。尽管尚未确证莫尔寺与大云寺的直接关联，但其规模等级与佛像形制表明，它极可能属于唐代官寺体系。”大量中原地区移民不仅带来建筑技艺，更将中原礼制融入佛寺空间，这种“以佛促治”的策略，成为唐王朝管理边疆的文化纽带。

　　作为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发现却未深入研究的遗址，莫尔寺的百年考古史折射着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变迁。李梅田认为，莫尔寺作为西域佛教中心持续近千年，既见证了佛教本土化进程，也实证了新疆地区佛教信仰的盛况。

　　面对未来研究，这位考古学者强调需跳出单一遗址视角：“莫尔寺提示我们应加强西域城市考古，将佛寺、驿站、墓葬纳入整体观察。只有理清佛教传播与军政建制、商贸网络的互动，才能完整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机制。”随着更多考古发现的涌现，丝绸之路上这座佛寺，正为解码文明交融提供新的历史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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