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立勃

　　再过一个生日就70岁了，可以说这一辈子活成了什么样子，到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有一点悬念。

　　2018年初办退休手续以后，几乎每年都有五六个月开着车和妻子去旅行，只要是听说过的好地方、好风景，都用心地去观赏感受，领略祖国山河有多么壮美。但不知为什么，只要到春暖花开的季节，就迫不及待像候鸟一样飞回天山脚下。在目光与博格达峰白雪碰触的瞬间，心里头激荡起的某种情绪，实在难以用文字准确形容。

　　我生在山东荣成一个小屋里。两岁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姨姨回老家探亲时的劝说，把我们一家人带到了石河子市下野地。所以在我最初记忆里，除了门前的玛纳斯河，就是屋后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了。还记得小时从连队的幼儿园逃到戈壁滩上捉蚂蚱，迷了路找不到家，若不是全连队的大人们拿着马灯、手电筒找到我，母亲说我肯定会被狼吃掉。

　　1961年我家搬到了农七师共青团农场（后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一三〇团）的生产一队（后为十一连，现在是六连）。家在公路旁，坐在屋子里可以听到大卡车驶过的轰鸣声。连队紧挨着一座叫皇沟的水库，我经常去这里背柴禾、钓鱼和洗野水澡。1963年我成了连队小学的第一批学生。课桌是土块垒起来的土台子，背着书包去上学还要带上家里的板凳。

　　1969年，去5公里以外的场部上中学，才13岁的我开始住校。说是学生，却大部分时间都被安排到地里干活，使起镰刀、坎土曼比用钢笔写字还得心应手。拾棉花拾成了“突击手”，每天可拾100公斤，让我的名字写进了劳动光荣榜。连修水库挖大渠这样的重体力活，也不会让我们落下。到1975年高中毕业时，农场大人们能干的活，不但全都会干了，并且干得很好。只是没有上过历史课、地理课、几何课等，让我强壮的身体里缺少了更多文化知识的养分。

　　19岁那年，我被分配到二连，成为一名农工，每月可领三十四块钱的报酬，倒是不用再花父母的钱了。那时特想去赶马车或者开拖拉机，但怎么也轮不上我。没有想到1976年春天接到了一纸调令，让我去演出队编节目和吹笛子。能去编节目，得感谢上海支边青年陶老师。在五年级时我写的一篇作文，被当语文老师的他抄到了小黑板上，挂在操场上让全校学生看。受到鼓励的我，从此开始用心写作文，把能找到的书全都找来认真地看。学生们汇演，我写的“对口词”和“三句半”得到了不少掌声。说到吹笛子，是实在太无聊，就去供销合作社花了二角六分钱买一根竹笛吹着玩。水平不高，只能在小乐队里滥竽充数。

　　后来，我去了农场中学当上了初中语文老师。在参加了1977年和1978年两次高考都落榜后，决心扎根农场当老师不再胡思乱想。不想，此时宿舍里住进了一位室友，他是从砖瓦窑借调来的年过半百的窑工。窑工衣衫不整，一脸烟熏火燎过的沧桑。他曾是大学老师。我以貌取人，不相信他有这个本事，有点看不起他，对他冷眉冷眼。但他却对我格外关心，知道我放弃了高考后，反复劝说我别错过人生这样的机会，并保证给我补课，让我考上大学。自此以后，每天晚上他都会站在床头给我补课。

　　1979年，在比我父亲年纪还要大的室友的帮助下，我以多出录取线28分的成绩考入了新疆师范大学。来到乌鲁木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火车南站看火车。在北门的校址待了3年，常去吃群艺馆楼下全市第一家的牛肉面馆，二角五分一碗，要排长队才能吃得上。人民电影院新电影上映时，根本买不上票，就站在路边“打二票”。“五四”青年团支部在红山顶上搞活动，围着一堆篝火，我们又唱又跳。最后一年，搬到了八楼宾馆旁的新校址，在这里领到了毕业证书和法学学士学位证书。

　　毕业时做好分回农场的准备，没想到被分配到克拉玛依石油管理局，本来应该去教育局报到的我，拿着剪贴了发表作品的大本子走进了宣传部。宣传部部长先是让我去了报社当记者，后来又把我调回部里当文化干事。作为石油人，我领到了竖条的蓝棉衣和翻毛的大头皮鞋，并多次出入采油厂和钻井台采访后再写成消息和通讯。这期间，著名作家莫言军艺毕业实习，与3个同学一道来塞外油城深入生活。我作为文化干事负责接待陪同他一个星期。对文学创作相关问题有过较多讨论交流，坚持小说写作的决心也在此时变得更加坚定。

　　后来，乌鲁木齐文联办了一份《天山》文学杂志，把我调去当了文学编辑。山西巷子一间28平方米的平房，成了我的家。屋子里不管是做饭还是取暖，都要烧煤。上茅房必须得走出家门去街上的公共厕所。不过，出门就是二道桥市场，亲朋好友来了，就带他们去吃烤羊肉，一毛钱一串真的很便宜。别看居所简陋，倒是文人常聚之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的包括周涛在内许多文人都在我家吃过火锅、饮过烧酒。

　　在山西巷子的邻居是维吾尔族。他家里常来一些客人，吃饭时会来借桌子和凳子。有时还会借二三十块钱，说没钱买菜了。借了的钱没有不还的，到了过节时，还会送一些很有民族特色的食品来。所以，十几年下来，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发生过一点不愉快。和在农场不一样，在乌市工作一直都有少数民族同事，几个关系好的，过春节时不但来拜年，还要在我家同我一起吃肉喝酒。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了商品房，才住进了南湖一期安居小区。终于不再烧煤了，可以在家洗澡和上卫生间了。当然，这个时候我并不会忘记在农场辛苦劳累的父母亲。他们在团场退休以后，就把他们接到了城里，给他们买了楼房，让他们住了进去。而这时，我在农场的发小，已经当上了团场的领导干部，他让我把团场的变化写成文章，我写了一万多字，在《兵团日报》上发了一个整版。

　　虽然早早离开了农场，但实际上农场仍然是与我联系最紧密的地方。父母到死都是在农场领取着养老金。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大部分作为军垦二代，撑起了屯垦戍边的天空。而铭刻在骨子里难以忘怀的往事，更是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和灵感。我把大部分小说故事的发生地都放在下野地，让我的文学想象与虚构之树有了枝繁叶茂的沃土。自2003年第一部长篇小说《白豆》在《当代》发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后，我至今已经写了20多部新疆题材的长篇小说。

　　在乌鲁木齐上学工作了40多年，作为一个市民，看到了这座城市如何走向繁荣。也在某些重要的时刻，不但是见证者还是参与者。每年春秋季的义务植树，总是会积极响应加入其中。不管是在红山还是在雅玛里克山，不管是在乌拉泊红雁池，还是在水磨沟雪莲山，都有我种树洒下的汗水。同样，作为一个新疆文学界的代表，有幸担任过两届政协常委，参加过多次调研写过多份提案。能有机会为新疆的发展献计献策，也算是对养育了自己的这片大地的回报。

　　2003年调入新疆作家协会主持工作，直到15年后退休，与各民族作家一道创造新疆文学辉煌的历程，总是让我只要想起就会激动不已。坐在那间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透过窗子可以看到红山上的石塔和天山雪峰。而每每这时候我都似乎看到一个瘦弱的少年，从戈壁滩上跑过来。只是不等跑到我的面前，他就由弱小变得强壮，再由强壮变得衰老。好像就在瞬间，一个人就走完了他的一辈子的路。

　　我知道，生命留给我的时间并不多了。而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趁我还没有老到不能自理时，把我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前年，养育我长大的一三〇团给我建了个工作室，让我在故乡又有了一个家。而它同时也是新成立的胡杨河市市区的一个镇。有意思的是，这个镇的名字，在我1981年写的小说中就使用了。小说的名字是《共青镇风情》。130团现在就叫共青镇。

　　亲眼看到自己生长的地方从一片荒原变成了一座城市，没有人不会不因此而激动。它让我难以安眠，不得不拿起笔投入创作。这部作品已被中宣部确定为“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并列入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小说将很快面世，这是我献给新疆的一份礼物，也是和巍巍天山血肉相连的证明。

　　面对渐渐远去的往事，不由得会想，如果两岁时没来新疆，自己这一辈子会活成什么样子？只是不管怎么想，都不可能找出明确的答案。倒是另一种想法反而会在这询问中变得越发坚定而明确。那就是，新疆让我这一辈子活得挺好，所以，我从不后悔成为一个新疆人。（阿比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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