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舟

　　呼图壁的四月，总带着天山融雪的清冽。我沿崭新的柏油路走进五工台镇幸福村时，夕阳正把路面镀成金箔，风里糅着海棠花的甜香——这便是村民们说的“春天敲门香”。

　　村口老榆树下，戴草帽的老汉正用坎土曼（新疆一种农具）翻地，起落间泥土簌簌落下，露出地底下湿润的黑土壤。“这地喝饱了雪水，正等着下种呢。”他抓起一把土凑到我鼻尖，土腥味里混着苜蓿芽的清鲜。几只麻雀被说话声惊飞，扑棱棱掠过邻家墙头，那里的桃树枝条正坠满云霞般的花苞。

　　远处麦田像块被熨平的绿绒布，春风掠过便漾起涟漪。田埂上野蒿蹿出嫩茎，菜地里刚破土的菜苗挂着露珠，引得蜜蜂嗡嗡盘旋。更远处，炊烟从红顶的农舍升起，在蓝天上拉成细长的线，那是村民们正在准备晚饭的信号。

　　第二天清晨，我是被巷子里的烤包子香气唤醒的。系靛蓝围裙的小伙子掀开铁炉盖，金黄的烤包子热气腾腾，引来不少食客。“刚出炉的烤包子！”他的吆喝声混着滋滋的油响，让石板路都跟着发烫。

　　漫步在长长的巷子里，推开挂着“福禄居”牌匾的木门，一位戴老花镜的大娘正坐在门槛上绣马鞍子。银针在五彩丝线间穿梭，不多时，绣片上的石榴花便鼓了起来。“给乌鲁木齐来的娃娃带个香囊。”她塞给我一个绣着并蒂莲的布包，丝线还带着手心的温度。斜对面的“幸福茶馆”里，老人们围坐喝茶，热瓦普的琴声从窗缝里漏出来，和着煮砖茶的咕嘟声，织成绵长的乡音。

　　转过街角，过了马路，“葫芦园”里葫芦的藤蔓正爬满木架。40岁的陶海斌蹲在棚下，手里握着个未完工的葫芦，上面刚勾勒出半朵荷花。“这是北京来的学生刻的，比我当年还细致。”大棚内，几个孩子正围在他90岁的父亲陶延山老人身边，老人戴着放大镜，正在烙刻一幅名为《丝绸之路》的葫芦画。火苗在铁笔尖端跳跃，映着他眯起的眼睛。如今，在村里的支持下，父子两代葫芦烙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将这个葫芦园经营成了文创产业园和研学基地。

　　傍晚，暮色漫过村头的白杨林时，文化广场上的大舞台亮了。驻村第一书记王春指着台上跳舞的村民说：“去年他们还不好意思上台，现在都大方得很，这是他们自编自创的广场舞，叫《开门红》。”锣鼓声起时，红绸子在暮色里翻飞，“演员”们踩着鼓点欢舞，骑在父亲肩头的小娃娃跟着挥小手，连屋檐下的春联都仿佛在风中起舞。

　　舞台侧边更热闹。糖画艺人手腕一转，一条糖龙便在石板上成形，引得小姑娘们惊叫。剪纸传承人剪出的窗花里，有拖拉机和光伏板的图案。“要跟上时代嘛。”他抖开一张新作，上面的高铁正穿过天山。这是幸福村去年通了城际公交后，他熬了三夜剪出的作品。

　　最动人的是“葫芦园”里的夜间传习课。陶海斌打着手电筒，教孩子们在葫芦上刻“乡村振兴”四个字。“看，笔画要顺着藤蔓的长势。”他的影子投在棚顶，与满架的葫芦影交错，像一幅会呼吸的剪影画。远处传来“新疆花儿”的歌声，是村民们在海棠树下对歌，歌声里有麦浪的起伏，也有葫芦藤攀爬的声响。

　　我在村史馆看到一组对比照片：左边是20世纪70年代的土坯房，右边是如今的“葫芦园”。玻璃展柜里，陶延山40年前用的烙铁与孩子们的激光雕刻笔并排摆放，在灯光下相映成趣。最妙的是墙角的留言本，一位北京来学葫芦烙画的学生写道：“在这里，我摸到了土地的心跳。”

　　在幸福村作家艺术家创作基地的长廊漫步，木柱上刻着当地诗人陈金龙的五言绝句：“书阁藏幽径，墨香绕翠微。艺居成雅聚，幸福入诗归。”廊外的小菜地里，海棠花瓣落在刚发芽的葫芦苗上，像谁撒下的诗句。远处的麦田泛着金绿，拖拉机驶过的痕迹，恰似大地写下的标点符号。

　　返程时天已擦黑，细雨蒙蒙中，幸福村的灯火像散落的星子。路过葫芦园，陶海斌还在棚里忙活，手电筒的光在葫芦上画出弧线。他举起一个刚烙好的葫芦，上面是高铁穿越戈壁的图案，“过几天带到乌鲁木齐去展览，让更多人看看咱村的变化。”

　　走访幸福村，这里的每一处风景，每一个故事，都仿佛是一首悠扬的歌，一幅美丽的画。

　　雨丝打在车窗上，汇成蜿蜒的水痕。我忽然想起陶延山老人说的话：“葫芦要先在土里扎根，才能长出好模样。”幸福村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一粒种子的旅行？从坎土曼翻耕的田垄，到文化广场的歌舞，这片土地正在生长出新的诗行，每一个笔画，都浸着泥土的湿润，也闪着新时代的光彩。

　　此刻，车窗外的呼图壁河正在夜色中流淌，水声里有麦浪的低语，有葫芦藤攀爬的轻响，有种子破土而出的微响——那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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