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的万里戍边史，是一部镌刻着国家使命与边疆担当的壮丽史诗。它昭示着，在祖国辽阔疆域的每一寸土地上，各民族始终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

　　●玛迪娜·居马力甫/文

　　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就是这样的历史佳话。”让我们将目光聚焦于锡伯族的“万里戍边”，深入探寻其背后所蕴含的深远历史意义，以及至今仍熠熠生辉的精神价值。

　　有清一代，清政府极为重视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治理。17世纪末以来，新疆先后爆发准噶尔贵族及大小和卓叛乱，此外，沙俄推行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成为我国最大的边患。

　　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伊犁地区地广人稀，防务空虚。面对这一危局，清政府决定从疆外调遣大批八旗兵进驻新疆。当时，八旗兵中满洲官兵驻防于全国重镇要地，人员调配紧张，难以抽调；达斡尔族官兵此前已调拨一部分，不宜再调。唯有盛京（今沈阳）驻防的锡伯族官兵，“近几年出征时，未曾调派” 。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巡查塔尔巴哈台时，面对这片战略要地的荒芜景象，立即上奏清廷力陈在此筑城设卡、驻兵戍防的必要性。原计划由伊犁驻军轮换驻防，但因伊犁各营正处于调遣之中，短期内难以执行换防任务，遂提议暂调疆外1500名官兵戍守三年，待稳定后转由伊犁换防。奏折中也提到了锡伯族官兵：“伊等未放弃旧习，仍以狩猎为生，技艺尚可……拣其优良者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这一评价成为后续决策的关键依据。当年12月，军机大臣傅恒等提出战略调整：“与其复派换防兵，不如派出携眷驻防兵”，并建议从盛京四五千锡伯族官兵中精选千名精锐，携家眷西迁。此议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并下达了调遣锡伯族军民的旨谕，开启了锡伯族戍边史诗的序幕。

　　调遣谕旨传到东北后，盛京将军舍图肯随即确定了官兵人选的标准及抽选的城镇。1764年春，清政府从盛京、辽阳等城镇抽调锡伯族官兵1020名，连同家属共4000多人，分为两队西迁。两队人马分别于农历四月十日和十九日起程，在锡伯族历史记忆中，农历四月十八，是西迁锡伯族官兵及家眷与亲朋在沈阳锡伯家庙告别的日子。第二批人马出发之前，戍边新疆和留居故乡的数千位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举行盛大宴会，祭奠祖先，挥泪送别亲人远赴新疆。次日，锡伯族官兵及家眷，依依告别父老乡亲，成人徒步，老幼乘牛车，浩浩荡荡，踏上征途。为纪念这一壮举，锡伯族同胞将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定为“西迁节”。

　　西迁之路艰险重重，锡伯族军民凭借坚韧精神克服困境。行至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境内）时，已是青草枯萎、寒气逼人的季节，在此扎营过冬的军民缺水之时在荒漠深处凿井取水，由此在蒙古草原烙下“锡伯吉尔孟”的地名印记。牲畜在长途跋涉中接连倒毙又遇瘟疫，原本从盛京带出的3036头牛仅余400余头，2020匹战马幸存不足2000，且“大半疲瘦，生癞者众，不得其力”。幸得清廷紧急调拨500匹马、500峰骆驼暂渡难关。次年三月，军民携四个月口粮与一月茶叶再度起程，却在科布多（今蒙古国境内）遭遇阿尔泰山雪融洪流，被迫绕行科齐斯山寻觅浅滩。粮草告罄，骆驼大量死亡，危急时刻，领队一面向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求助，一面带领兵民继续前行。不久，余粮已尽，众人不得不以野菜“乌珠穆尔”果腹，为了纪念这段艰苦的经历，锡伯族后来每年春季都采摘“乌珠穆尔”供食。继续前行的队伍，在途经额尔齐斯河时，通过架设浮桥顺利渡河，由此留下“锡伯渡”这一承载迁徙历史的特殊地名。之后，伊犁参赞大臣紧急调拨2000只羊驰援到位，获得补给的队伍，经额敏、博尔塔拉等地，越果子沟，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先后抵达伊犁绥定（今霍城县境内）。在此休整半年后，最终接受命令迁至伊犁河之南，在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定居，屯垦戍边，建设新的家园。

　　尽管困苦至极，据军机处满文《上谕档》和《月折档》记载“逃亡者仅七人”，且多为闲散、跟役，正项官兵无一脱队，印证了锡伯族对国家使命的绝对忠诚。这种忠诚，绝非盲从，而是对国家的认同，更是将个体命运融入边疆安危的自觉。

　　锡伯族在新疆伊犁地区肩负着屯垦戍边的双重使命。戍边方面，他们驻守伊犁河以南以及与沙俄交界的十余座卡伦，守护国境；换防驻守喀什噶尔和塔尔巴哈台的台站，维护社会治安，积极参与突发事件处理，多次平定叛乱、抵御外来侵略。比如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张格尔祸乱南疆期间，锡伯族官兵五百人驰援喀什噶尔，在次年9月的浑巴什河战役中，锡伯族官兵配合大军，与侵略军浴血奋战，歼敌千余。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包括锡伯族在内的伊犁各族军民在锡伯营领队大臣、总管喀尔莽阿的领导下，与侵略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此外，锡伯营还两次抽调人员补索伦营缺额，光绪年间又为满营输送大量兵丁，始终以稳定西北边陲、维护祖国统一的大局为重。

　　而在屯垦上，锡伯族同样贡献卓越。移驻伊犁后，清朝政府为锡伯营分授屯地，令其自耕自给。至嘉庆初年，锡伯营已垦田万亩，但旧渠绰霍尔渠水量不足，“渠南阻崖，患在无水”的困境，严重制约屯垦戍边事业。面对困境，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锡伯营总管图伯特力排众议，率军民开凿察布查尔大渠。这项浩大工程自察布查尔山口引伊犁河水，采取开挖一段引流一段的垦荒耕种方法，使得当年开挖，当年收益，历时六年建成。大渠全长二百余里、灌溉面积近八万亩，余粮直供惠远城满营，成为伊犁驻军粮储命脉。这条被锡伯族群众称作“察布查尔布哈”（粮仓大渠）的大渠，在民歌中被传颂：“察布查尔布哈，我的母亲！”二百多年来，这条母亲渠持续滋养着伊犁河谷，惠及当地各族人民，成为锡伯族扎根边疆的见证与各民族共建新疆的丰碑。与此同时，察布查尔大渠的修建还为当地培养了大批水利人才，这些技术骨干在后续开凿阿苏奇大渠等重大工程中持续建功，为伊犁地区水利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锡伯族的万里戍边史，是一部镌刻着国家使命与边疆担当的壮丽史诗。这段横贯时空的迁徙与坚守，不仅以血肉之躯铸就了边疆的钢铁长城，更在历史长河中淬炼出以戍守边疆为己任的勇于担当、积极进取的宝贵精神。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当代，这种精神早已超越单一民族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它昭示着，在祖国辽阔疆域的每一寸土地上，各民族始终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边疆的安宁与发展始终需要代代传承的担当与守望。锡伯族用接续奋斗书写的精神，正以新的时代内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焕发光芒，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与精神丰碑。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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