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刘萌萌

　　在新疆，读书是在大地上行走。

　　它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刘亮程把书读成了一场慢悠悠的风，从沙湾的田埂吹到木垒的星空下。他说，人要在鸡鸣犬吠的方寸之间安顿自己，把地上的字读成天上的云，把远方的世界读回故乡的土墙根。

　　它是一次向远方的眺望——张者记得，那些进疆知青的行囊里，最沉的不是干粮和衣物，是书。少年时用鸡蛋换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像大漠深处涌出的海市蜃楼，让他相信：文字的尽头，一定站着另一个自己。

　　它是一炉篝火旁的围坐——阿拉提·阿斯木让每一个词都带着羊肉和麦子的香气。他说，人可以忘带水和馕，但不能忘了带上爱。他的“馕言文”里，天空是烤熟的味道，人情是掰开分享的温度。

　　三位作家，三种阅读的模样。但他们都把书读在了大地上——在田埂、在戈壁、在篝火旁。读书，是在辽阔中认出自己的渺小，又在渺小中活出辽阔。

　　且听他们慢慢道来。

　　刘亮程：把地上的书读成天上的云

　　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文字带着独特的质感。这位从沙湾市偏远村庄走出来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对阅读有着自己的理解。

　　刘亮程常说，自己的阅读是从认识大自然开始的。孩童时期的他奔跑在乡野间晒太阳，看蚂蚁搬家，听鸟儿歌唱，感受阳光、空气、风声雨水、白天黑夜，以及在草丛中爬行的小虫留下的声音。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也是一种阅读。

　　很多年后，当刘亮程来到城市工作和生活后，回望童年及少年时期，才明白有一种阅读，从认识自己生活过的地方——家乡开始。“读书首先读家乡的书，读跟你有关的书。”生活在新疆，先从新疆的书开始读起，读那些被先辈们留下来、反复传诵的书，比如史诗《江格尔》《玛纳斯》或《十二木卡姆》的歌词等。

　　在偏远的村庄里，能读到的书极其有限。刘亮程小时候家里有几本繁体竖排线装本的中医书，那是父亲从甘肃酒泉逃荒到新疆时带来的。父亲是旧式中国文人，吹拉弹唱，号脉开方，样样会。村里还有几本从其他省份逃荒来的人带来的古典小说，繁体字，都破得没头没尾。其中有一本，早没有了书名，只剩下书瓤子，刘亮程反复读了多遍，里面主人公的旅行奇遇让他萌生了写童话故事的冲动。多少年后他才知道，那本书是《镜花缘》。

　　刘亮程年少时喜欢读字，枕边常放《新华字典》，繁体简体字一起读。后来读过一阵《汉语大辞典》，再后来觉得《辞源》有意思，每个词都有出处，有源头，那是词的老家。一个词从源头出发，在语言文字里走几千年，有的把原意走丢，更多的词把自己走丢。写作者需要知道一个词的原意，用它时，用的是今意，但心中有原意。他写作用词量极少，不轻易用词，尤其不用成语，也拒绝新词，自己拿字结词造句，没浪费过汉字。

　　很多书，刘亮程是躺着读完的。“抱着书睡着，做的梦都不一样。”写《捎话》时，枕边堆满新疆历史方面的书籍，那些书会形成年代氛围，把历史的痛传递出来。读《江格尔》时，他被“人人活在25岁”的想象打动，后来写出了《本巴》。

　　在与刘亮程的一场访谈中，他曾谈到“慢”的哲学，自己笔下那些悠然的文字，往往诞生于奔波劳碌的间隙。“读书让人慢下来，但生活才是根本。”在他看来，阅读的意义并非脱离生活，而是借助文字更深刻地理解生活，最终在烟火日常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他建议年轻时多读大部头书，“因为你读到的所有经典短句都来自一本书的世界中的一个小角落，它无法向你展现故事全貌。在一部小说中，你可以读到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成长，他们的情感、命运穿插其中，而一句金句，只是说了一个小小的道理，只是一个漂亮的装饰，无法深入你的内心。”

　　如今刘亮程定居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的书院，一边写作一边干农活。古人讲晴耕雨读，他带着研学的孩子去麦地里奔跑，“我想这一样是读书”。如果写作绊住了，他会放下笔去锯木头，或在树下乘凉——现实中的树让作家不至于太虚无。

　　他推崇家庭阅读：“一架书就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孩子在书架旁走动，即便不翻阅，书籍也会默默滋养人。

　　刘亮程说：“每个人最终都会活成他自己的家乡。”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带着自己的家乡在世间流浪，而读书，就是那条连接家乡与世界的路——把地上的书往天上读，把家乡读成世界，也把世界读回家乡。

　　张者：用鸡蛋换来的文学梦

　　张者说，他的文学梦，是用鸡蛋换来的。

　　在寸草不生的戈壁上，少年张者常常做一件事——偷拿家里的鸡蛋，去找邻居上海知青借书。他读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就是借来的薄薄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彼时他还识字不多，便一边翻阅字典，一边读书，硬是将一行行文字啃了下来。

　　这位后来写出《桃李》《老风口》《山前该有一棵树》的鲁迅文学奖得主，阅读的起点朴素得出奇。

　　他刚满一岁时，父母远赴新疆加入生产建设兵团，便把他托付给豫南乡村的外祖母。那段童年是真正的“散养”——上房揭瓦，下塘摸虾，整日在田野里疯跑。能让这样一个淘气小子安静下来的，只有一样东西：连环画。

　　两个舅舅是那个年代少见的高中毕业生，他们爱书的习惯深深影响了幼小的张者。“后来去新疆，我的一大包行李都是最爱的连环画。”

　　到了上学的年纪，张者离开外祖母，去新疆投奔父母。那是一个荒凉的山谷，没有淡水，蔬菜要从山下运来。水泥厂烧地窑时浓烟弥漫，孩子们在烟雾中玩捉迷藏；后山的苦泉水边长着一棵沙枣树，花开时节，一群少年提着录音机，围着它跳迪斯科。

　　就是在这样贫瘠而野生的环境里，那些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文明气息。

　　“上海青年不带吃的、喝的来新疆，而是带着书。”张者至今感念那段岁月，“可以说，没有这些上海人，我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我，成为一名作家。”他的语文老师也是上海来的，看了他的作文，说他有朝一日可能成为作家。班上的同学都笑了——他们认识的作家只有墙上挂的画像，像鲁迅那样的。但一颗当作家的种子，就这么暗自埋下了。

　　初三那年，他的作文《煤赞》被语文老师推荐到当地报纸发表。“虽然是一件意外的小事，但是激发了一个少年心里那颗想成为作家的种子。”

　　1984年，张者坐上绿皮火车，穿越茫茫戈壁，从新疆来到重庆，就读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校园里弥漫着文艺的气息，草坪上同学们三五成群，有的弹吉他，有的讨论文学，有的朗诵诗歌。张者加入诗社，创办小说协会，担任校报副刊学生编辑，在文学的陪伴中度过了青葱岁月，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开始集中发表文学作品。

　　2022年，张者凭短篇小说《山前该有一棵树》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这部作品写的就是那段在新疆的时光——那所矿山小学正是他曾经的学校。

　　对于张者来说，阅读和写作最终指向一个朴素的方向。他曾说：“真正的宝藏往往是在自己出发的地方。”从新疆的戈壁滩走向重庆的山川、北京的校园，又回到笔下那片苍茫的土地，那些上海青年带来的书、那棵孤独的沙枣树、那片寸草不生的山沟，始终是他阅读之路的起点，也是他文学之根的所在。

　　张者始终相信，完善写作最有效的方法，便是阅读。他常说，要在书本中找到写作的状态——那些伟大的文字会告诉你，句子该怎么呼吸，故事该如何生长。

　　第一次读到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时，他惊呆了。他没想到，一部小说居然可以完全用第一人称来讲述，而且每一章都在变换叙述者：尸体、狗、金币，甚至凶手本人，都轮番以“我”的身份开口说话。那种独树一帜的叙事方式，让他猛然意识到——写作的可能性，远比想象中辽阔。

　　他常说：对待伟大的作品，要像余华所说的那样——“像情窦初开的回忆”。每一次翻开经典，都带着新鲜的好奇与毫无保留的投入，让文字越过眼目，直抵内心。

　　多年以后，当他坐在重庆的寓所里望向窗外，施工的塔吊恍如树枝般伸向天空。他将“楼”看作“树”，思绪便飞回戈壁滩上那棵孤零零的胡杨。他想起那些上海青年，想起他们行囊里的书，想起那个用鸡蛋换书看的少年。

　　海市蜃楼的那一边，就是远方。而通往远方的路，是从翻开第一本书开始的。

　　阿拉提·阿斯木：篝火旁的阅读

　　1979年，阿拉提·阿斯木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木沙江老汉》，故事来自他知青岁月里的生活，写在大田里看瓜老汉护卫集体财产的生活。

　　那时候，他喜欢读书，读过当时能找到的一些小说，比如《敌后武工队》《艳阳天》《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我的大学》《在人间》《追忆似水年华》《堂吉诃德》等。

　　后来，到了书籍丰富的时代，就喜欢上了肖洛霍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也读了巴尔扎克和梅里美的作品，再后来读了国外一些知名作家的作品，如博尔赫斯、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读了普希金、阿赫玛托娃、叶赛宁和艾青、郭小川、公刘、舒婷、海子的诗歌，也读了一些评论家和哲学家有关文艺创作方面的专著。

　　在长篇经典方面，他最看重两部作品：“我认为《静静的顿河》和《红楼梦》是值得我研读一生的小说。”

　　阿拉提·阿斯木喜欢王蒙的小说，欣赏其风格和“文学毅力”。他也喜欢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帕慕克用多角度第一人称叙事颠覆了传统的写法，这或许给了他某种启发：文学的形式始终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在他的“时间三部曲”（《时间悄悄的嘴脸》《时间的孩子们》《时间的玫瑰》）中，他把“时间”当作名词、动词、形容词来使用，这种对语言的活泛运用，正来自广泛的阅读积累。

　　作为全民阅读推广人，阿拉提·阿斯木多次走进校园和图书馆，号召大家“以书为友，在阅读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他告诉年轻的写作者：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能变成写作素材，要多观察生活。他用自己的创作经历告诉读者：无论是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时间悄悄的嘴脸》，或是首届天山文学奖获奖作品《他人的篝火》，从灵感的萌芽到作品的诞生，背后都是艰辛的打磨和持续的阅读积累。

　　对于阅读，他有着朴素而深刻的信念。他曾说：“时间都是我们不收费的老师，和太阳月亮是一个村里的。”而书籍，又何尝不是？

　　如果要在阿拉提·阿斯木的阅读与创作哲学中提炼一句核心箴言，那一定是：“生活是复杂的，行走在路上，你可以忘记带水和馕，但是不能忘记带着爱。”

　　这句话，既是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对阅读的态度。读书，就是带着爱上路——带着对文字的爱、对生活的爱、对人的爱，去翻开一本又一本书，去走进一个又一个世界。

　　他希望读者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深邃思想”，如果读者“能在阅读过程中找到共鸣，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满足”。

　　对于阿拉提·阿斯木而言，阅读从来不是冷冰冰的知识获取，它是带着体温的相遇——是你翻开一本书，书里的人也翻开你的心。正是这种对“爱”的执着追求，使他的作品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具有了打动人心的普遍力量。

　　在阿拉提·阿斯木的文字世界里，阅读是一场围坐篝火的倾谈。正如他那部获奖长篇小说的书名所示——《他人的篝火》。火光映照着彼此的脸庞，语言在日常的肌理中生出智慧的根须。而通往那团篝火的路，是从翻开一本书开始的，也是从带着爱上路开始的。

　　王蒙老师有这样一段话：“因为有文学，记忆不会衰老，生活不会淡漠，感情不会遗忘，话语仍然鲜活，思维仍然噌噌噌，童心仍然欢蹦乱跳，诗意仍然在意在胸，日子仍然晶晶亮，我可以告诉读者，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的另一个备用题名，叫作《亮晶晶的日子》。”

　　阿拉提·阿斯木说，他借用这段话献给青年朋友们，预祝好多年以后，大家都有一个亮晶晶的美好未来，把自己的文学之心，献给尊敬的读者，献给我们可爱的人民和祖国。

责任编辑：加尔肯古丽·吐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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