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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渐远,胡杨苍劲,这份跨越岁月的赤诚,让“万桐书”三个字不再只是一个名字,更成为历史长河中永不褪色的崇高信仰。

上世纪50年代,万桐书(前排左二)、吐尔迪·阿洪(前排右二)等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成员合影。(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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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莉霞 姜戎
当光影落幕,刀郎创作并演唱的片尾曲《命运的赛勒克》缓缓响起,木卡姆文化守护者的赤诚之心,也随着观影中无数次“笑着笑着就哭了”的动人时刻,久久萦绕在观众心间。
2026年4月,天山电影制片厂倾力打造的影片《万桐书》登陆全国院线。影片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细腻的艺术手法,深情再现了“十二木卡姆抢救第一人”万桐书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受党和国家嘱托,携妻子奔赴新疆,与木卡姆艺人吐尔迪·阿洪及众多热爱民族文化的同仁并肩携手,抢救濒临消亡的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故事。
这部兼具历史厚度与情感温度的作品,既是对万桐书先生“择一事,终一生”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深情礼赞,也是对非遗文化传承脉络和中华文化根脉守护者群像的生动描摹,为新时代非遗保护与文脉赓续提供了深刻启示,更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融入银幕叙事,让文化自信在守正创新中愈发坚定。

同心相守:从“他者”到“我们”
《礼记·乐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作为新疆维吾尔族世代传承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十二木卡姆承载着维吾尔族人民的历史记忆、生活智慧与情感寄托,既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璀璨的明珠,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艺术瑰宝。它跨越千年的吟唱,正是天地之和的生动回响。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长期依靠口传心授,缺乏系统的乐谱与文字记录,加之老艺人相继离世,能完整演唱全套十二木卡姆的仅剩吐尔迪·阿洪一人。若不及时抢救,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将湮没在岁月的烟尘里。
危急关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部署,明确指示全力抢救十二木卡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年仅28岁的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万桐书临危受命,告别繁华的都市生活,携妻子连晓梅与襁褓中的幼子,毅然踏上西行新疆的征途。
彼时的他或许未曾想到,这一去便是一生的坚守,这一守便是半个多世纪的奉献。

初到新疆时,万桐书是以“他者”的身份接触十二木卡姆的。这位来自首都的音乐家,既深耕民族音乐的研究与创作,又熟稔西方音乐体系。而十二木卡姆调式独特、音律复杂、节奏节拍多变、乐器组合丰富,唱词中还蕴含着大量历史文学典故、风俗民情与生活感悟,自由灵动且富有即兴性与情感张力。这与万桐书既有的知识体系截然不同,却又深深吸引着他。
因此,对于初来乍到的万桐书而言,十二木卡姆与吐尔迪·阿洪又何尝不是“他者”呢?而在吐尔迪·阿洪眼中,对这位外来的“他者”同样充满了未知与疑虑:一个与自己语言不通、成长环境和艺术背景全然不同的人,真能救活濒临消亡的木卡姆艺术吗?真能读懂木卡姆的灵魂吗?

但万桐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牢记使命,深知此行的责任便是留存最本真的木卡姆艺术。他从尊重吐尔迪·阿洪跪坐地毯演唱的习惯做起,认真倾听老人的每一次演唱,既不干预也不打断;他包容老人因身体病痛与木卡姆存续之忧偶尔流露的坏脾气与抵触情绪,秉持“只想留存大叔最动人的声音”的初心,一遍遍跑邮局、托关系,从外省协调来当时稀缺的钢丝录音机。
面对迪化电压不稳的难题,他借来手摇发电机,组织专人轮流摇转,确保录音顺畅完整。历经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吐尔迪·阿洪演唱全套十二木卡姆的录制工作。
当吐尔迪·阿洪从录音机里听到熟悉的旋律,激动地惊呼“这不是我爸爸的声音吗?”万桐书温和回应:“这是你的声音,也是你爸爸的声音,更是你爷爷的声音。”一句话,道尽了木卡姆千年传承的厚重。

镜头中,两位艺术家紧紧相拥——这一抱是艺术的共鸣,是心灵的相通,更谱写了从互为“他者”到成为“我们”的动人佳话。吐尔迪·阿洪为万桐书取名“萨帕尔阿洪”,意为“旅途中的知音”。这位知音终不负所托,不仅让濒危的十二木卡姆活了下来,更将其传承下去,成为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走向世界:从边疆瑰宝到人类遗产
对十二木卡姆的首次完整录音只是保护工作的开端,而将24盘钢丝磁带转化为乐谱,才是更为艰巨的挑战,更是木卡姆艺术保护的核心所在。
唯有做好记谱工作,才能以规范的音乐符号精准记录音高、节奏、装饰音、力度变化等细节,既减少传播过程中的偏差、维护艺术的完整性,也为后续学术研究提供基础资料,深化对民族民间音乐规律的把握与价值的发掘,为长效保护与传承提供有力支撑。

影片真实呈现了万桐书在十二木卡姆记谱工作中的卓越贡献。他与妻子不仅要克服电压不稳、录音钢丝拉断等客观困难,更需应对木卡姆音律与西洋十二平均律差异悬殊、曲式中大量游移音难以用常规五线谱精准记录的核心难题。
夫妇二人逐音辨析、逐句揣摩、反复校对,独创出顺滑音、吟音及手鼓二线谱等木卡姆专属记谱符号,成功将十二木卡姆从“无形之声”转化为“有形之谱”,为其从“濒危绝境”走向“稳定存续”乃至“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记谱工作期间:因全身心投入这项事业,万桐书与妻子连晓梅疏忽了幼子的病情,孩子不幸夭折。简单安葬后,万桐书强忍悲痛迅速重返工作,而悲伤尚未完全平复的连晓梅,也默默坐到丈夫身旁,继续协助记谱。
或许正是吐尔迪大叔吟唱的那句“我的萨塔尔琴以生命的纽带为弦,它能慰藉不幸者,与其悲怆与凄婉,我深深投入于木卡姆使之萦回于心”,成为夫妻俩此刻最坚实的精神支撑。
完成录音、记谱与整理工作后,万桐书本有机会返回北京,却毅然选择留下,将全部精力投入木卡姆普查——与艺人老去的速度赛跑,与时间赛跑。

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前、南北疆的田间地头、每一处木卡姆乐声响起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他与同事的努力下,新疆木卡姆的传承谱系愈发清晰。
基于大量第一手调研资料,《十二木卡姆》书稿正式出版,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响。
万桐书持续深耕木卡姆研究,撰写多篇权威论文阐释其文化肌理与艺术价值,为木卡姆艺术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奔走呼号。
2005年11月,“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第三批)”;2006年5月,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10月,十二木卡姆选曲随嫦娥一号卫星升入太空;2008年,其被自动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至此,中国新疆木卡姆正式登上世界文化舞台。

新疆民间艺人在表演十二木卡姆。(艾力肯 摄影)
文脉永续:从万桐书到“人人都是非遗传承人”
电影《万桐书》既是对万桐书先生一生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致敬,更是对非遗保护精神的有力弘扬。
进入21世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充分彰显了中华文脉的深厚底蕴与坚定的文化自信。
万桐书先生投身木卡姆抢救工作时,我国尚未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明确概念。但他凭借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怀揣着不让千年文脉中断的初心,在既无现成经验可借鉴、又面临设备匮乏的条件下,攻坚克难完成使命,开创了木卡姆系统性保护的先河。
这些实践后来成为我国非遗保护事业的重要经验,万桐书也因此成为非遗守护的楷模。

20世纪60年代,万桐书(中)和十二木卡姆整理小组人员在研究曲调的结构。(《民族画报》资料)
片中吐尔迪·阿洪说“急啥呢嘛,人的一年很长,一辈子很短”看似矛盾,却恰是木卡姆抢救工作的生动注解——木卡姆的生命力,正源于时光流转中的执着坚守。这句话亦是非遗保护的最佳注脚:“一年很长”,是对非遗技艺精髓与精神内核的敬畏,是非遗持有者与保护者沉下心来、日复一日的久久为功;“一辈子很短”,则是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提醒我们每一项非遗都可能随艺人的离世或不可抗力永久消失,若不抓紧抢救,便会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如今,随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推进,“人人都是非遗传承人”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而这正是对万桐书先生初心与坚守的最好传承。
影片《万桐书》本身又何尝不是非遗保护的一次生动实践与创新传播?它以光影为媒介,将万桐书与吐尔迪跨越民族、同心守艺的故事,以及十二木卡姆的独特魅力,生动立体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影片摒弃生硬的说教,转而通过鲜活的人物、动人的情节与细腻的情感,让观众在共情中理解以十二木卡姆为代表的非遗保护价值,在感动中萌发守护的意愿。
更为难得的是,影片以匠心致敬匠心:剧组沿着万桐书当年普查木卡姆的路线,赴南北疆多地实景拍摄;为还原20世纪50年代乌鲁木齐的风貌,精心搭建实景、打磨每一处细节;饰演吐尔迪·阿洪的演员吾守尔·赛来,为贴合角色形象特意减重15公斤……这份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与万桐书守护文脉的执着一脉相承。

“谁在我的琴弦上寻觅路边的荒冢……弦上来回跳动的游移音,它是黄沙是绿浪,唱着欢乐唱着悲凉……”刀郎沧桑厚重的歌声漫过耳畔,片头那刻着“万桐书”三个大字的胡杨树干再度浮现。胡杨屹立戈壁而不屈,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恰是万桐书的精神写照。他如胡杨般扎根边疆,以“寻觅路边的荒冢”般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的坚韧,守护木卡姆的千年文脉。
歌声渐远,胡杨苍劲,这份跨越岁月的赤诚,让“万桐书”三个字不再只是一个名字,更成为历史长河中永不褪色的崇高信仰。
主持人,来自昌吉市

责任编辑:木卡达司·买买吐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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