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赵梅

　　一千多年前，一块由浙江金华兰溪农户织造的麻布，经过唐朝中央政府调拨，跨越近万里来到西域，作为军需物资发放给了西州的戍边将士，并最终随墓主人沉寂于西州大漠深处的墓葬中。

　　一千多年后，它回到故里。在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启的“月照银山：丝绸之路上的高昌与龟兹”展览上，它灰暗又陈旧，看上去很不起眼，却引来众多观众驻足、凝视，细细品读。

　　它就是1959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群中的306号墓的唐代文物——“婺州兰溪县调布”。

　　和展厅中众多文物相比，“婺州兰溪县调布”显得暗淡无光。然而，布面上一行墨书题识，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盛世岁月的历史之门：“婺州兰溪县瑞山乡从善里姚君才庸调布一端，绚，神龙二年八月□日绪”。寥寥数字，像一份唐代人的“纳税凭证”，清晰记载着婺州兰溪县瑞山乡从善里一位名为姚君才的男丁，缴纳了抵庸调的税布一端，其后的“绚”字，是此次验收官的署名。

　　一块产自江南水乡的麻布，何以万里迢迢辗转到了西州？新疆博物馆研究馆员阿迪力·阿布力孜介绍，这背后其实彰显了唐朝“租庸调”制度的强大调度能力。所谓“庸调布”，是当时“庸布”和“调布”的合称，是百姓用来代替服劳役或缴纳户调的麻织品。

　　在唐朝初期，租庸调收入是国库主要来源，按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要向国家缴纳粟二石，是为“租”；缴纳绢二丈、绵三两，或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是为“调”；服徭役二十日，是为“庸”。如果没有徭役，还可以纳绢或布代替，即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这些赋税由各地征收后上交，由中央的户部统一调度，供皇室和军队使用。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户籍文书显示，唐朝在西州等地推行的租庸调制，虽在服役项目和缴纳赋税上因地制宜，但“以丁为本”的核心精神，在此得到较为全面的贯彻实行。

　　阿斯塔那古墓群曾先后出土了21件庸调麻布与丝绸调布，产地涵盖今天的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这些纺织品不仅见证了租庸调制在中原及西域的实行情况，更是唐朝‌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西域‌的有力见证。

　　唐朝，河南、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大运河沿岸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纺织基地。“唐政府从大运河沿岸征收的纺织品，大量调拨给西州、伊州、安西和北庭等地，有效缓解了西域军事物资的紧张，巩固了西北边防安全。”阿迪力·阿布力孜说。

　　一块麻布，从江南到西域，它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农户的赋税、一位验收官的笔记，更是一个王朝以民赋固边疆，以织物连天下的壮阔图景。光阴流转，如今，这块麻布重回故里，它展示的不仅是唐朝赋税制度的运转，更是中华文明跨越山河、融为一体的力量。

责任编辑：木卡达司·买买吐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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