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雪/文

　　“杂技”又称“百戏”，是我国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涵盖杂技、武术、幻术、民间歌舞杂乐、杂耍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凿通，百戏表演也跟随商队盛行于丝路古道沿线地区，融合了西域已有杂技技艺，形成了中华文化底蕴的西域杂技艺术风貌。吐火、自缚、吞刀等幻术由西域传入中原，与中原传统的角抵、走索等技艺相互碰撞，逐渐融合成更为丰富的百戏表演。

　　隋唐时期，杂技艺术迎来空前繁荣。《隋书·柳彧传》记载，都城百姓每年正月十五会聚集在一起，“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此等盛况展现了杂技在中原的广泛流行。这一时期，西域杂技大量传入中原，与中原技艺深度融合。中原继承了已有的长蹻伎、掷倒伎、跳剑伎等杂技，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了西域的胡旋舞、舞马等高难度技巧，形成了更具观赏性的表演体系。唐代宫廷中，杂技表演常与乐舞相伴，形成百戏杂陈的壮观场面。因融合而多彩的百戏表演，丰富了中原宫廷与民间的娱乐生活。

　　中原地区厚葬之风盛行，以杂技为造型的陶俑、木俑等，成为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陪葬品。出土于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群的顶竿倒立俑，与西安孙承嗣夫妇墓出土的竿木杂技俑造型十分相似。除竿木杂技俑外，两座古墓群亦出土了“大面”“踏谣娘”等歌舞戏及参军戏在内的其他百戏演艺门类的考古文物。“踏谣娘”是中原兴起的滑稽戏代表，在新疆出土文物中有不少其形象遗存。两地同类杂技俑的出土，直观印证了中原与西域杂技文化双向交流、深度融合的史实。“达瓦孜”即高空走索，是新疆一种古老的杂技艺术表演形式。有学者认为，唐玄宗时期，宫廷对走索表演的改良，或对丝路沿线走索技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跨越千里的技艺交流，不仅丰富了杂技的表现形式，更在丝路沿线留下了深刻的艺术印记。丝绸之路沿线的壁画中，杂技表演的生动场景屡见不鲜，如敦煌莫高窟的倒立、顶竿壁画，就是这一历史交融的直观见证。

　　宋元以降，杂技进一步走入民间，与市井文化深度融合。杂技表演逐渐由宫廷表演发展为民间庙会、集市上的常驻节目，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清代，中原人口不断向新疆地区流动，民间杂技技艺也更多地传入天山南北，逐渐与新疆的节庆活动、民俗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杂技风格。杂技在新疆各地广泛传播，成为当地节庆中不可或缺的表演项目。瑞典隆德大学藏察合台文手抄本中记录了清代喀什地区的猴戏、摔跤、玩碗戏、剑术等杂技活动。《西域闻见录》中记载叶尔羌的妇人不仅善歌舞，还能够表演百戏，如打筋斗、踏铜索等。这些杂技表演，不仅丰富了当地百姓的文化生活，更成为丝路文化交流的生动锚点。

　　民国时期，新疆杂技因复杂的社会环境，面临绝迹。新中国成立后，为挽救这些濒临绝迹的技艺，中央为新疆杂技魔术事业输送了大量人才，新疆杂技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51年和1962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技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杂技团先后成立。这些专业杂技团体的建立，带领新疆杂技从民间自发走向系统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此后数十年的发展，新疆的杂技团不仅传承了传统技艺，还不断创新、融合现代舞台艺术。他们运用特技、魔术、杂技等多种艺术手法，融合新疆音乐元素，创作出《你好，阿凡提》《楼兰寻梦》《天山雪》等一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又富有时代气息的精品剧目。这些剧目多次在国内外杂技比赛中获奖，成为新疆杂技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

　　杂技的传承与创新，离不开各民族杂技艺人的坚守与付出。老一辈艺术家口传心授，将达瓦孜、顶碗等绝技薪火相传，新一代杂技演员也在不断成长，他们既苦练传统绝活，又大胆吸收民族舞蹈、现代舞蹈、戏剧等艺术元素，让古老技艺焕发新的生命力。正是这种代代相传、推陈出新的艺术追求，让新疆杂技在新时代舞台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今天，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杂技，在中华大地上依然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新疆杂技作为其中的重要分支，承载着千年文化交融的印记，正在谱写新的发展篇章。新疆杂技的每一次表演与创新，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更是对文化自信的生动诠释。它不仅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晶，更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丝路精神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文化传承中持续发挥着独特作用。传承千年的杂技技艺正以全新的姿态，走向更大的舞台，迎来更广阔的新生。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

责任编辑：刘豪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